| 铁肩挑日月，妙手转乾坤。粟裕晚年谈到淮海战役时说：“我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：宿北、豫东和淮海。” “而淮海战役中，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。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，后来发作了美尼尔综合症，带病指挥。战役结束以后，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了，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参加。” 许多人不理解，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主要是打黄维，粟裕不负责主攻方向的指挥重任，为什么最紧张？ 但当你全面了解了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后，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 那时的淮海战场上，国民党总兵力还有6个兵团18个军50多万人，分别集中三处：江苏徐州地区，有徐州“剿总”和邱清泉、李弥、孙元良3个兵团8个军30余万人。 安徽蒙城地区，有黄维兵团4个军12万人；安徽蚌埠地区，有李延年、刘汝明2个兵团6个军10多万人。 展开剩余95%三个战场一局棋。如何确定主要打击目标，怎样处理主攻战场同钳制、阻击战场的关系，有计划、分步骤歼灭这三部分敌人，是关乎整个战役胜负的关键问题。 对于第二阶段的任务，中央军委和战区指挥员之间经反复商讨，随着战局的发展，曾经作过多次设想和调整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明确，不断完善。 从淮海战役发起之日开始，粟裕就一直关注着第二阶段作战对象的选择。早在1948年11月7日的电报和8日的“齐辰电”中，就提出下一步歼灭黄维兵团或孙元良兵团。 中央军委判断，打完第一仗以后，徐州之敌有南撤和不撤两种可能。 中央军委11月7日的电报中提出：“如果敌人不撤，我们即可打第二仗，歼灭黄维、孙元良，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”。 可见，把黄维兵团作为第二阶段的歼击目标，一开始就是作为南线战略决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的。 11月15日，中央军委指示：“第二阶段作战需待黄百韬兵团被歼灭以后，依邱清泉、李弥、黄维三部的情况，才能决定作战方针。” 粟裕鉴于第一阶段作战中，邱清泉、李弥援救黄百韬兵团行动迟缓，纵敌东援歼灭之可能性不大，则随时准备转移兵力到南线作战。 当第一阶段作战接近尾声时，11月18日，中央军委提出：在北线歼灭了黄百韬，南线歼灭了李延年、歼灭或驱逐了刘汝明之后，即可全力歼灭黄维，如像在碾庄歼灭黄百韬那样，获得一个伟大的胜利。 粟裕一面注视战场敌情的变化，一面征询其他人的意见，他曾经问张震：“黄百韬兵团被歼后，敌军可能有几种变化？” 张震说他的看法是：“一、徐、蚌、蒙三处敌军以宿县为中心对进，打通南北联系；二、黄维兵团发现有被我包围之征候，即可能向蚌埠收缩，会合李延年、刘汝明兵团，再行北进。” “三、黄维被围攻，情况紧急时，徐州之敌可能倾全力南援。我比较担心的是第二种情况，因南面两路敌军分则弱、合则强。” “若黄兵团按第一种情况，从蒙城地区取捷径向宿县攻击，因这一带是我们抗战时打游击的地方，从地形上讲，河流多，皆为淮河支流，又都是西北东南流向，层层阻隔，不利于他们这样的机械化部队开进与展开。如果他们先到了蚌埠再北进，对李延年、刘汝明兵团也能起到督战的作用。” 粟裕对张震的看法表示赞同，认为很有见地。 11月23日，蒋介石将刘峙和杜聿明召至南京，指责他们指挥无能，损兵折将，并决定以徐州邱清泉、孙元良兵团向符离集进攻，以李延年、刘汝明兵团和黄维兵团分别向宿县进攻，以求“三路会师”，打通徐蚌线。 在徐州“剿总”的督促下，黄维兵团比较积极，进展很快，其先头部队已到达南坪集地区，正同中野部队激战，一部已过了浍河。 24日，华野收到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给粟裕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，认为因李延年、刘汝明兵团迟迟不进，而歼击黄维的时机甚好，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，较之歼灭李、刘更属有利。 粟裕、陈士榘、张震立即致电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并告韦国清、吉洛：“我们首先以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，对刘、李暂采阻击与歼灭其一部之方针。在北线，决心以七个纵队全力阻止徐州之敌南援，对南线的部队亦迅速作出调整。” 当天下午，中央军委来电指出：“完全同意先打黄维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，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；情况紧急时，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，不要请示。” 接着，华野对部署作出了调整：将中野第十一纵队归还中原野战军建制；调华野第七、第十一纵队和特纵一部集结于宿县以南，准备参加对黄维的作战。 华野指挥所率第十纵队作为预备队；以韦国清、吉洛指挥的第二、第六、第十三纵队阻击固镇地区的李延年、刘汝明兵团，保证中原野战军的侧翼安全。 在北线，由谭震林、王建安指挥七个纵队监视徐州近郊的邱清泉、李弥、孙元良兵团，坚决阻其南下，以确保南线战场我军的作战行动。 11月25日，中野、粟裕等在淮海战役前线指挥所研究作战，部署部队对黄维兵团完成了合围。 此时，南线的李延年兵团惧于被歼，已撤逃蚌埠。华野决定留第六纵在蚌埠以北监视李延年兵团，野司率第二、第十、第十一纵北返宿县附近集结待机，以确保南线战局的发展。 28日，中央军委来电指出：在解决黄维后，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武汉逃跑的可能。尔后，又估计敌有可能向连云港从海上逃跑。 华野立即召开会议，研究行动部署，有的同志主张把主力放在徐州以东及两淮地区，以防意外；有的主张围死徐州，不让敌军出来。 粟裕认为：“敌放弃徐州的可能性很大。如经连云港海运南逃，船只、码头都有困难，遭我尾追后背水作战，会招致全军覆灭；如走两淮经苏中南逃，该地区河川纵横，不便于大兵团行动，且均为我老根据地，难于逃脱。” “如沿津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，则地形开阔，道路平坦，可与李延年、刘汝明两兵团相呼应，南北对进，既解黄维之围，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，一举两得，故敌走此路的可能性较大。” 张震完全同意粟裕的分析和判断。他认为，战役进行到此时，敌军撤出徐州，无论从哪个方向逃，都已是强弩之末，再想退守淮河，已不大可能。 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不能让其与黄维兵团会合，影响中原野战军的攻黄行动。 因此，粟裕和张震等研究决定：“华野主力成弧形，部署在徐州以南的津浦线两侧，确保中野歼灭黄维兵团。同时，待徐州之敌离开坚固设防的城池后，准备在野战中将其一举歼灭。” 11月28日，蒋介石急令刘峙和杜聿明到南京密商，决定撤出徐州，经徐州西南的永城转到淮河以北的蒙城、阜阳地区，然后依托淮河向北攻击，以解黄维兵团之围。 杜聿明返回徐州，决定于11月30日全面发动佯攻以迷惑解放军，当天晚上秘密撤出徐州。 杜聿明对自己这一手颇为得意，自我吹嘘以神速行动决定了撤退大计。 他对邱清泉、李弥、孙元良说：“预料这次迅速决定的撤退行动是成功的。依照解放军平日作战的规律，每经过一次激烈的战役，至少有两个月以上的休整。” “我看解放军只可能有一小部分部队留置在徐蚌地区，切断我军的补给线并牵制我军的行动，决不可能在吃掉黄百韬兵团以后，还未曾消化得了，就有持续作战的能力。兵贵神速，这次撤退的行动正钻在他们大战后的间隙中，达成预定的任务，以退为守，以救出黄维兵团为目的。” 11月28日，正逢杜聿明的母亲七十大寿。蒋介石授意在上海、徐州为杜母祝寿。刘峙请杜聿明点戏，杜用手指一点，二人相视哈哈大笑。 杜聿明点的是《空城计》。然而他的对手粟裕却并非是司马懿。 11月30日晚上，杜聿明刚刚撤离徐州，攻进徐州机场的华野第十二纵队便控制了机场。在料事如神、用兵神速的对手粟裕面前，杜聿明原自以为得计的《空城计》这下彻底唱砸了。 这时，粟裕才松了口气。他根据情况判断，敌人已经撤出徐州。 紧接着，各条渠道的情报纷至沓来：敌人已经撤出徐州，向西南方向逃窜。 当时，谭震林副政委判断，杜聿明集团主力还未走远，因杜不会丢下邱清泉单独走。华野前指决定，追歼杜聿明集团于徐州西南地区。 粟裕立即作出追歼逃敌的部署，一面上报中央军委和刘陈邓，一面下令华野各纵队火速追击。 除北线七个纵队外，又从南线抽出三个纵队以及从山东调来的渤海纵队，总共11个纵队，采取多路多层尾追、平行追击、迂回截击、超越拦击相结合的战法，全面围歼杜聿明集团30万人马。 粟裕对杜聿明集团的部署是网开三面：“你向西去也好，向北去也好，向东去也好，就是不让你向南。” 他把可以集中的兵力都用在西南方向上，其他方向都唱《空城计》。 到12月4日，只用五天时间，就把杜聿明集团30万人马团团包围在陈官庄地区，并于12月6日全部歼灭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孙元良兵团。 “非常危险啊！”几十年后，粟裕谈到这次追击时说：“尽管我们估计到了他们的撤退方向，却没有想到他们撤得这么快。万一让他们30万部队撤到淮南，问题就大了。” 在粉碎敌人徐蚌线南北夹击和追击杜聿明集团的同时，粟裕还时刻关注着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，特别关心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。 当时，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估计，三天就可以全歼黄维兵团。粟裕根据打黄百韬兵团的体会，认为黄维兵团被合围后，我军难于以野战手段迅速达成全歼，势必转入以近迫作业为主的阵地攻坚战。 黄维兵团比黄百韬兵团装备精良，战斗力强，三天消灭它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时间拖长了，杜聿明再跑出来，同黄维会合，仗就难打了。 因此，对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要作足够的估计。他把这一点作为部署华野钳制、阻击作战的出发点。 12月1日，总前委与华野指挥部之间的有线电话接通。粟裕刚向陈毅问好，陈便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你先不要说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们打黄百韬兵团用的是什么办法？” 原来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也遇到了围歼黄百韬兵团初期的问题，部队由运动战转为攻坚战，一时不适应，进展慢，伤亡较大。 粟裕说：“近迫作业啊！挖坑道，迫近敌人阵地，然后突然发起攻击，分割歼灭他们。” 他向陈毅详细介绍了华野在围歼黄百韬战斗中改进战法，由运动战转为村落攻坚战的情况。 陈毅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”转身对刘伯承、邓小平说：“你们都听到了吧？我看是好办法。” 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遂决定，在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中，调整部署，改进战法，立即使用华野之七纵、十三纵(预备队)加入进攻，其战法仍采用碾庄经验。 12月上旬，华野得到情报：武汉的宋希濂兵团将要东移浦口，向蚌埠开进；蒋介石派蒋纬国带领装甲部队到达蚌埠，增援黄维兵团；杜聿明向蒋介石建议，抽调几个军空运蚌埠，同李延年、刘汝明合股北援。 而当时华野和中野两野战军分别在三个战场作战，兵力均感不足。 粟裕认为，不论杜聿明建议能否实现，即使只有宋希濂兵团赶到，我南线阻击部队必更吃紧。 万一出问题，势必影响对黄维作战。他估计围歼杜聿明集团还需要半个月到20天，可以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，然后再集中兵力歼灭杜聿明集团。 12月12日，粟裕同陈士榘、张震联名将上述意见上报刘陈邓并中央军委、华东局，建议再由此间抽出一部分兵力，以求先解决黄维，然后再集中华野解决杜、邱、李兵团。 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接到粟裕等人的电报，立即通过电话与粟裕等人商定，由华野再抽三个纵队和炮兵一部参加对黄维兵团的作战。 当天晚上，就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领南下。出发前，粟裕特别交代，缴获的武器装备，一支枪一粒子弹也不留，全部交给中野。 五天以后，即12月15日，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胜利结束。与此同时，华野又将李弥兵团歼灭近半，将邱清泉兵团歼灭三分之一。 这时，华野司令部在濉溪口附近的相王城。据当地群众介绍，相王是商汤时期的一个诸侯，最早发明了马车，他赶着马车到此建城，该城已有4000年的历史。 粟裕和张震登上相山，望着陈官庄一带硝烟滚滚的战场，听着隆隆的炮声，感受着胜利越来越近的喜悦之情。 在淮海战役过程中，特别是第二阶段的作中，深入到淮南敌后的华野先遣纵队发挥了特殊作用。 神奇的是，这个纵队当时并没有正式编制。这个纵队，是根据粟裕的指示，于1948年4月组建的，由华野司令部一个加强营侦察部队和第一、第四、第六三个纵队各抽调一个加强营组成。 孙仲德任司令员，谭启龙任政委，华野司令部侦察科长严振衡任参谋长。 粟裕要求先遣纵队在组织上适应战略侦察和敌后斗争需要，人员要精干，武器装备要精良。 按此要求，所有干部一律降一级任职，师长任团长，排长任班长，战士均为正副班长，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。 9月24日，粟裕建议举行淮海战役的那一天，即电令先遣纵队南渡淮河，进入淮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，为大军南下和渡江作战创造条件。 11月19日，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发起之前，粟裕电示先遣纵队，要他们坚持淮南敌后游击战争，以配合主力作战为中心任务，协同江淮军区部队破袭津浦路徐蚌段，切断徐州之敌南逃、宁汉之敌北援的通路，钳制李延年、刘汝明两兵团增援徐州杜聿明集团和黄维兵团的行动。 先遣纵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他们把对津浦路的破袭战贯穿于淮海战役全过程，使蒋介石始终未能发挥津浦路的作用，使李延年、刘汝明两兵团不能放胆北进，直接配合了围歼黄维兵团和阻击李延年、刘汝明两兵团的作战。 淮海战役结束后，他们又与苏皖地方部队并肩作战，在津浦路两侧阻击南逃之敌，乘机解放了合肥以及江苏、安徽两省江北大小城市，并为尔后的渡江作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 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，粟裕一肩挑三副重担，度过了他战役指挥上最紧张的时刻。 作为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，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，不敢稍有松劲情绪。 战场情况复杂多变，上下左右对战局的估计和处置不同，要求他独立作出判断，筹划应付各种情况的对策，频繁调整部署，及时调配兵力。 特别是黄维兵团被围，杜聿明集团未被困死之际，中央军委指令华野立即歼击李延年兵团，使他感到极度紧张。 他担心打了李延年兵团，而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尚未结束，北线七个纵队又难以完成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任务。 当时主攻战场与阻援战场相距仅五六十里。如果让杜聿明集团与黄维兵团打通联系，将给全局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，势必影响把蒋介石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战略意图的实现。 为此，他日夜守候在指挥所里，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，设想临机处置的方案，度过了极其紧张的七天七夜。 后来，李延年行动消极，我军一出动，他就后退了，没有交上火。 粟裕说：“幸亏没有交火，当杜聿明率部突围时我们才得以从南线抽调三个纵队，与北线的七个纵队，加上刚刚南下的渤海纵队，共11个纵队，一起参加兜围。在兵力使用上已经达到了极限了。” 据粟裕当年身边工作人员回忆：打起仗来，粟裕几天几夜不睡觉是常有的事。他六次负伤，两次伤在头部，有块弹片一直留在头颅内。 负伤的后遗症和过度的劳累，损伤了他原本健壮的体质，刚到中年就患有高血压、肠胃病和美尼尔综合症，经常头晕头痛，靠带着健脑器工作。 高血压、美尼尔综合症发病时，带健脑器也没用，他就用冷水浇头。在追击杜聿明集团时，有几天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他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。 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粟司令就这样靠坚强的毅力坚持思考和指挥，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，是医学上的奇迹。知道什么是无私奉献、忘我工作吗？粟司令就是活的榜样！” 粟裕的指挥所位于蔡凹村北部的一个土坯房里。窗户前面有一根树枝光秃秃的石榴树。这时，粟裕心情很好。 他已经为杜聿明集团设置了层层的包围圈，杜聿明集团的30万部队已经插翅难逃。 12月12日，毛泽东并中央军委指出：“黄维被歼灭后，请刘、陈、邓、粟、谭五同志召开总前委会议，讨论剩余作战计划，并将总前委的意见提交中央。” 自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以来，五人一直没聚会，仅仅依靠刘、陈、邓、粟、谭之间的电报、电话联系和协商是不够的。 12月17日，总前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蔡凹村华野指挥部召开。当天晚上，刘、陈、邓来到蔡凹，张震和粟裕在村口迎接。 会议于17日晚开始，18日结束。由于下一阶段歼灭杜聿明集团的战役势在必行，因此着重讨论了未来的渡江战役和部队重组，并决定由粟裕和张震负责起草渡江作战计划。 第二天，刘伯承和陈毅把总前委的意见带到了西柏坡。邓小平回到了中野司令部。 在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，粮食供应成为关系淮海战役成败的关键问题。华野、中野、地方部队和支前民工聚集在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交界的狭窄区域，吃饭人数达到134万，这还不包括越来越多的国民党战俘。 由于战线西进，部队调动频繁，华东、华中、中原和河北、山东、河南四个根据地缺乏统一的协调组织，粮食供应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。 早在11月23日，中央军委就指出：解决粮食问题，是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环节。粟裕及时抓住了这个重要的环节。 12月15日，他打电话给邓子恢、李达，向华东局、中央军委汇报，提议召开由华东、华中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华中代表参加的联合会议，从整体上解决粮食等问题。 中央军委、总前委采纳了粟裕的建议，任命刘瑞龙、傅秋涛为主任委员，12月26日至29日，由四个解放区、华野、中野代表出席的联合会议在徐州举行，进一步明确了各解放区的支前任务和分工合作方式，成功解决了淮海战场面临的粮食供应问题。 会后，各地一线工作步调一致，相互配合，不仅为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，部队的支援，也为战后部队的休息和过江创造了有利条件。 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后，粟裕认为形势完全明朗，解放军有绝对优势，杜聿明集团已经被包围，绝对不可能逃脱被歼灭的结局。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，是什么时候发动全面进攻最有利。 12月14日，为了稳定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，防止蒋介石迅速派平津的敌人南下，中央军委指示淮海前线的我军进攻杜聿明集团。 粟裕认为，中央军委的明智决定为淮海战场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，可以对敌发动政治进攻。按照粟裕的指示，华野指挥部和政治部立即为其余部队制定了一个计划，并发布了一个对敌人发动政治攻势的指示。 12月下旬，天气突然变化，连续十多天下雪。国民党士兵缺乏口粮和炸弹，又饿又冷，所以它不得不宰杀军马和吃树皮来维持生命。 就连普通人坟墓里的棺材，都被挖出来当柴火，死亡人数因为饥寒交迫也在不断增加。蒋介石一直派飞机空投食物，每天最多派出120架次，仍然是沧海一粟，无济于事。 为了争夺空投的食物，国民党军队架起机枪互相射击。飞行员在我军向空中开火的情况下不敢低空飞行，只好在高空空投，很多空投的物品，都落到了我们的军事阵地上。 在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中，出现了用手表、戒指、银元交换大米、面粉和罐头食品的特殊市场。我军积极开展政治攻势，在火线上宣传，分发食物和传单。 除了反复播放毛泽东的“敦促杜聿明投降”外，粟裕还主持了起草给杜聿明、邱清泉、李弥的劝降信。 这些在瓦解敌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。20天之内，敌军死伤、投诚十多万人，其中敌方一位副师长率领的一万四千多人带着武器向我军投降。 经过课堂教育，投诚的蒋军士兵摘下帽徽，换上我军服装，决定火线参战。在华野发动大进攻时，杜聿明集团只剩下不到20万人，仅用了四天就全军覆没。 粟裕说：“敌人这么快就解决了，这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。” 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，蒋介石和杜聿明一直在加紧计划行动。杜聿明一再向蒋介石建议，集结部队，保住长江以北的兵力，以现有兵力突破为最佳政策。 但是，蒋介石由于缺钱，没有机动力量可调，又由于内部矛盾，即使有兵也调整不了，只好命令杜聿明带兵突围，甚至厚颜无耻地命令使用毒气弹。 杜聿明集团奉命行动，左顾右盼，动弹不得，最后决定孤注一掷，分开突破，自己找出路。 粟裕迅速察觉到敌人的动向，估计杜聿明可能会突围。决定利用敌人的调整部署，于1月6日发动全面进攻。 从1月6日下午四点到1月10日下午四点，华东野战军仅用了4天时间，就彻底、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杜聿明的近20万人和邱清泉、李弥的残部，抓获了杜聿明，击毙了邱清泉，只有李弥伪装潜逃了。 至此，蒋介石的所谓“五大主力”，全部被消灭。新一军和新六军在东北战场被全歼，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被歼灭，第五军和第十八军在覆灭于淮海战场。 声明：刊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。若有来源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，联系删除。 发布于：天津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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